寻找城市形象的灵魂

——谈佛山城市文化品格

杨凡周

   城市的魅力源自城市的特色,城市的特色既要根据自然条件形成(如重庆是山城,武汉是江城),更要通过城市文化品格的构建来完成。塑造历史文化内涵丰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个性特征突出鲜明的城市形象,是体现城市卓尔不群的风格与魅力的必然选择。
   城市文化品格是在历史的延续中逐步形成的,也是在历史的延续中发展丰富的。佛山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一笔宝贵的人文资源和无形资产,它记录了佛山不同时期文明的发展脉络和历史信息,凝聚了佛山世代相传的精神资源和物质财富,是沟通历史与现实的血脉。佛山城市文化品格的构建,就必须从本土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挖掘、提炼和提升佛山城市的文化个性和精神气质,并将其渗透到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中去,以增加城市形象的文化魅力,提高城市形象的文化品位。下面,让我们以水文化(水)和陶文化(土)作为佛山丰厚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代表,从中去寻找佛山文化的精神实质,去发现佛山城市的文化品格。
   一、佛山水文化与佛山城市文化品格
   水是城市形象的灵气所在,她既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关系人类生态进程的文化现象。佛山地处水网纵横的珠江三角洲腹地,是典型的岭南水乡。千百年来,佛山人与水为伴和谐共处,他们的劳作生息、理想憧憬、宗教信仰、民俗活动、民间艺术等等都与水息息相关,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水文化。这种水文化造就了佛山人的精神气质,也铸就了佛山城市的文化品格。
   (一)既灵动善变又开放兼容。
   佛山地区的水网又叫河涌,她们内接内陆外连大海,不像其他地区的河流有固定的上下游,而是随着大海的潮起潮落变换着流向,不管是内陆的水还是大海的水,都能够从容接纳,显示出一种灵动善变、开放兼容的品格。
   佛山文化是灵动善变的。“变”就是变革,就是不满现状,鼎新革固。佛山水文化这种“变”的文化品格,孕育了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何启、胡礼垣等一批致力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孙中山、梁启超的故乡曾是佛山管辖范围),也使得佛山这座千年古镇成为20世纪中国的“改革先锋”;“变”又是变通,就是根据环境、形势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力所能及地求得自身最大限度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计划经济的种种桎梏,佛山人“遇到绿灯朝前走,遇到红灯绕道走”,就是这种文化品格的具体体现。
   佛山文化又是开放兼容的。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方便的水陆交通,佛山一直是我国南方商品集散中心和对外开放前沿。改革开放后,佛山成为全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这种特殊的地缘优势和历史传统,使佛山形成了“河涌文化”那样开放兼容的文化品格,不管是内地的文化,还是海外的文化,只要能为我所用,都能够以主动的态度和开放的胸襟兼收并蓄,在吸取众家之长的基础上提升自己。
   (二)既精细务实又重商冒险。
   佛山水网内接内陆外连大海,这种水文化既有以桑基鱼塘为标志的农耕文化的特征,又有以海外贸易为代表的海洋文化特征。  佛山地区地势低洼,雨量充沛。精细务实的佛山人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在明清时期就根据本地实际,探索出桑基鱼塘的生产方式。据有关统计,明万历九年(1581年),南海、顺德、三水、高明、新会、东莞等县课税鱼塘约16万亩约合基塘面积40万亩,其中南海、顺德各约10万亩,成为最早的基塘农业地区;到20世纪20年代中,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达150万亩,主要在顺德、南海、中山和新会。所谓桑基鱼塘,就是地势低洼地区挖深为塘、覆土为基的基塘结合的土地利用方式。基高塘低,围基设窦闸控制围内水量蓄泄,雨水多时流进塘中,干旱时又从塘中吸水,这样既不怕涝也不受旱。同时,桑基鱼塘还把栽桑、养蚕、养鱼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它们之间的物质和能量循环,构成一个特殊的人工生态系统,在特殊地理条件下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此,《高明县志》曰:“将洼田挖深取泥覆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蚕,蚕矢(屎)伺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桑基鱼塘既是一种土地利用方式,又是一种精细务实的文化精神。与四川都江堰一样,它是我国农业文明的杰出代表,是佛山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佛山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黑格尔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从事商业与正当的利润。”发达的商品生产、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方便的水陆交通,使佛山一直是我国南方商品集散中心,早在宋代,佛山就设有“市舶务”(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在明末清初,佛山成为全国“四大聚”之一;鸦片战争前夕,佛山更是商贾云集,有18个省在此设立会馆,22家外国商馆长期驻守,“四方商贾之至粤者,率以是为归”,形成了与内地重农轻商的正统观念完全相反的浓厚的重商意识和重商传统。同时,由于近海,佛山人历来有海外经商的传统,到海外掘“第一桶金”,饮“头啖汤”,形成了冒险拼搏,敢为人先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佛山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始终能领先一步。
   二、佛山陶文化与佛山文化品格
   作为土与火的结晶,陶是人类文明的先声、艺术的源头,是人类将美和智慧发挥到极致的代表。佛山素有“南国陶都”之称,根据对石湾河宕贝丘遗址的考证,早在5000年前,佛山先民就在这里创造了“印纹陶文化”,开创了制陶历史。千百年来,土与火的艺术升华着佛山灿烂的陶文化,也诠释着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品格。
   (一)兼收并蓄与创新求变。
   石湾台地丘陵遍布,相传镇内外有山岗近百个。这些山岗大多为第四纪时形成的红土岗,蕴藏着丰富的制陶原料陶土和岗沙,经长年风化,土质疏松,适合烧制艺术陶器,是石湾人民创造陶文化的物质基础。明清时期,石湾陶业繁荣,对原料需求量大增,本地陶土与岗沙供不应求,导致开采过度而“伤田园坟墓”,所以清中叶以后,石湾陶瓷生产所用的陶土绝大部分从外地运来。由于陶土来自各地,性能千差万别,必须与本地陶土相配,方能调节颜色及耐火度等,烧制成满意的作品,所以陶瓷艺人必须充分发挥主观创造精神,不断创新求变,根据各自的需要进行配方,以适应来自不同地区的陶土。当然,石湾陶瓷这种兼收并蓄、创新求变的精神不仅仅体现在陶土的采用与适应上。南宋至元,不少中原移民聚居佛山,也把北方的陶瓷技艺带到石湾,石湾艺人在创作中不断借鉴名窑的工艺特点并将其与原有的制陶技艺相融合,八大瓷系的造型与釉色之美以及装饰手段均被消化吸收,从而大大提高了石湾陶器制造水平与艺术水准。这种兼收并蓄与创新求变的精神,是石湾陶艺风格各异,适应性强,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也是佛山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弥足珍贵的文化品格。
   (二)实用精神与商品意识。
   佛山陶文化的实用精神与商品意识是由佛山陶瓷的民窑地位决定的。与景德镇陶瓷不同,石湾窑是民窑。作为民窑,石湾陶瓷一直面向广大民众,因此,陶塑均以实用为原则,并将艺术与实用结合在一起,有着明显的装饰特色。石湾陶塑与建筑的关系十分密切,为了适应祠堂、庙宇和一些建筑装饰需要,瓦脊、花盆、鱼缸、花座、花窗、影壁等制作艺术得以发展。为了满足宗教活动需要,石湾大量制作了偶像、门神。石湾后来的观赏、玩赏类陶塑艺术也是从实用性很强的准艺术脱胎而来的,所以也带有实用性的痕迹。同时,由于佛山交通方便,商业发达,佛山陶瓷主要是为市场需要生产,为外销需要而生产,具有明显的商业意识。屈大均《广东新语》载:“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广东通志》亦有“石湾缸瓦甲天下”之谚。可见当时石湾陶器是畅销国内外的商品之一。至今在东南亚各地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庙宇寺院屋檐瓦脊上,完整保留的石湾制造的瓦脊就有近百条之多,建筑饰品更是无法统计。正是凭借这种注重实效,不尚空谈的实用精神和根深蒂固的商业意识,佛山陶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如鱼得水与时俱进,继续成为全市的支柱产业;而佛山也才能在20世纪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成功扮演了“试验田”的角色。
 (作者:佛山市文艺创作研究室主任)